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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己奉公的茅盾

发布时间:2013-05-31 11:39:11  发布人:管理员
 

徐春雷

桐乡市文化馆  浙江桐乡  314500

出生于桐乡乌镇的茅盾(沈雁冰),是一位驰名中外的伟大作家,也是新中国第一任文化部长。他自1916年开始从事文学活动以来,在漫长的60余年中,创作了《蚀》、《子夜》、《霜叶红似二月花》、《春蚕》、《林家铺子》等1000多万字珍贵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为此,人们在谈论茅盾的时候,往往对他在文学创作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评价较多,而对他在担任文化部长期间的业绩却知之甚少。

茅盾自19491964年连续担任了15年文化部长。他在担任文化部长期间,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为祖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廉政勤政,克己奉公,处处以国家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个国家公务人员的高尚品格。

他廉洁从政,公私分明,处处以身作则。作为曾担任文化部长、政协副主席、作协主席等重要职务的领导干部,用几张公家的信笺信封写信,这本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他却十分注意。我从乌镇茅盾故居的大量资料中发现,凡是他以私人的名义给家乡单位、亲友的一些书信,从来不用公家信笺信封。他给乌镇堂外甥祝人杰写的一些信,所用信笺均为普通的打字纸,信笺也是街上卖的那种极普通的信封。在对待公私问题上,他不仅自己以身作则,对身边工作人员也严格要求。一年夏天,他和夫人一起到大连海边去度假。因为气候变化,他写信要北京家里寄来衣服。在家的警卫员收到信后,马上给他寄来一个衣包,一封回信也顺便夹在邮包里。他发现这一情况以后,心里很不高兴,批评警卫员,不应该将信夹在邮包里寄,认为这是在揩国家的油。

作为中央文化部长,也算是高层领导干部了。当了高官,亲戚朋友盼望帮助解决点困难,也是人之常情。但是茅盾原则性很强,他从不以权谋私,一切秉公办事。解放初期,他刚担任文化部长,来上海出差,家乡乌镇有两个亲友找他推荐一份工作。他对两位亲友说,现在新中国刚建立,确实很需要干部,但我不能私人给你们介绍工作,这是组织原则。我只能通过有关同志介绍你们去“革大”学习,然后由革大分配工作(那两个同志后来回乡找到了工作没有去革大)。改革开放初期,刚恢复高考,他的堂弟有个亲戚要报考大学,又怕考不上,堂弟给他写了封信,要他帮助走走关系。他在回信中说:“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更要坚持原则,不开走后门之路,这是我们经常得到的告诫。”在他的诚恳教育下,堂弟的认识也提高了一步。

在经济方面,茅盾从不贪占公家财物,有时反而倒贴于公。作为正部级领导干部,有时会被安排一定时间去外地度假。而休假所需的路费、住宿费等是可以报销的。但茅盾按规定外出度假,向来都是自己掏腰包。有一次,他和夫人一起乘飞机去海南休假,其费用也不去报销,办事人员觉得路费数目太大,就对他说:“沈部长,按规定这些是可以报销的,为什么不报?”他说:“我的收入可以支付这笔路费,不必去报了。”作为正部级干部,当时他的工资有400多元,看起来收入是比较高,但是,他的夫人孔德沚没有工作(解放初她曾向领导提出要求参加工作。周总理对她说,你的任务是照顾好茅盾同志,这就是你的革命工作)所以,茅盾一个人的工资收入,要支付房屋租金、水电杂费、保姆佣金,以及家中衣食住行、购书订报等一切开销,支出还是不小的。虽然他有稿费收入,但他把大部分稿费存在银行里,后来捐给了国家,作为长篇小说奖励基金。

该报销的不去报销,宁可自己掏腰包。别人看起来好像挺大方阔气的。其实他生活非常简朴、节俭。在担任文化部长的15年间,无论在吃、住、行以及服务人员的配备等方面,他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什么要求,有时按级别应该享受的待遇,他也不去追求,听任组织安排。解放初期,中央众多机构纷纷建立,干部住房特别紧张。当时茅盾被安置在文化部宿舍大院里的一栋小楼里。这小楼面积狭窄,环境较杂,里面设备除几件陈旧的桌椅之外,能用的器具很少。茅盾毫不在意,他因陋就简,自己花钱添置了一些书柜、书橱,用来存放自己的藏书。后来,随着国家经济的恢复发展,机关办公住宿用房逐步得到改善,但他仍原地未搬。一次有位朋友来造访他,说:“茅公,你们怎么还住在这种小楼里,不嫌气闷吗?像你这样级别的干部,大多搬迁到比较好的四合院平房里去了。那里房子宽敞,又有庭院,空气好。”茅盾笑笑说:“我住在这个大院里,上班方便。再说,现在我们只两个人,已经够住了,房子大了,就需要增加服务人员,太排场了。”就这样他在这栋狭窄的小楼里,一住就是25年,直到他70多岁的时候,因为上下楼实在不便,才在管理局的调配下搬到了东城区后圆恩寺胡同13号那幢四合院(现为北京茅盾故居)居住。

在穿的方面,他从不追求派头排场。担任文化部长期间,常要代表国家出国访问。这时,有关单位就会为他量身定制几套“出客”服装。当问及需要怎样的料子和样式时,他总是听从组织安排,不提个人要求。而平常在家里,他对穿着就更随便了。他喜欢穿中式褂裤,连裤带都是中式的。棉袄棉裤一直保留着家乡的传统习俗,全是丝绵翻制,而且都是夫人亲手缝制。他穿着很省俭,有些衣褂,袖肘磨破了,也不舍得丢弃,让保姆补一补继续穿。抗战胜利后在上海买的那双黄皮鞋,穿了几十年还一直在穿。

吃食方面,他也不特别讲究。按规定,像他这样的正部级干部,可以配一名专职厨师,为其烧饭做菜,但是,他一直不要,自己雇了一个从家乡来的保姆。他觉得保姆和夫人烧的饭菜更合他的口味。后来保姆走了,夫人病逝了,实在没有办法,才请了一个非正式的女厨师。所谓“非正式”,就是这个厨师非一家专用,而是数家兼职。

因为茅盾习惯了简朴节俭的生活,不着意去追求所谓的高档次,所以有些应该享受的权益,他竟盲然无知。比如按当时规定,他家应该有一本“特供本”。凭这本特供本,可以到商店或菜市场特供部买到一些外面市场上买不到的商品。比如五粮液老酒,中华牌香烟,冰冻大虾等。后来听那个女厨师说了才知道他家有权获得这种“特供本”。也还是这个女厨师,她来帮工时见茅盾家所用的电视机,仍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生产那种黑白电视机。就告诉他们说,最近管理局购到一批西德生产的24寸彩电,是专门配给需要彩电的副总理以上首长的,你们可以去购买。全靠女厨师提供了信息,茅盾家用了20多年的黑白电视机,才换上了24寸的彩电。

按解放初期制订的干部行政级别(从1级到24级)。茅盾是文化部长,算省、部级正职,相当于五级,这官位不低。但他当官没有官架子,和平民百姓一样,自己能做的事都尽量自己干。在担任文化部长的时候,他每年总要去外地出差两三次。在这期间,他的生活起居都是自己操办,从不依赖警卫员和秘书(一般不带秘书)。每次出差,他和其他一般干部一样,带着一只小衣箱(里面放着换替衣服)和一只帆布提包(里面装着牙刷、牙膏、肥皂、毛巾、梳子、剃须刀等),住下后,一切生活均自己料理。据其子韦韬回忆,他曾听其父亲讲过这样一件事:1953年春天,茅盾作为全国慰问解放军总团华东分团副团长,去华东各地开展慰问活动。一天,来到东南沿海某地。他与一位解放军首长同住一个房间。一进卧室,茅盾立即从衣箱和布包里取出换替衣服及洗漱用品。忙了一阵之后,正准备去洗澡,可他发现同来的那位首长,却一直躺在沙发上养神,不动身色。一会儿,只听得他一声呼唤:“小某,把要用的东西取出来,再去打盆洗脸水!”于是一位年轻警卫员立即走进房来,按首长吩咐,从衣箱里取出衣裤,挂上衣架,接着又去打来洗脸水,并放进毛巾。一切侍候妥贴,就等首长享用。茅盾见此情景,大惑不解:这位参加革命几十年的高级将领,可能出身还很贫寒,怎么会有这样的作风呢?这件事茅盾印象特深,他曾不止一次地讲给家人听。

从以上很多细小的事情中,我们可以看出,茅盾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作家,他也是一个廉政勤政、克己奉公的好部长。他在逝世前四个月,曾录写下“俯首甘为孺子牛”七个字。他是一头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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