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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文豪:茅盾的一生》九、入文学之门

发布时间:2013-05-21 11:01:17  发布人:管理员
 

沈德鸿到英文部工作已有一个多月了。一天,他翻阅新近出版发行的《辞源》时,心有所感,忍不住给张总经理写了一封信。在信的开头,他赞扬“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常开风气之先,《辞源》又是一例。”接着,举出《辞源》中的一些条目在引出处时,有“错认娘家”的,“而且引书只注书名,不注篇名,对于后代颇不方便。”最后,他写道:“《许慎说文》才九千数百字,而《康熙字典》已有四万多字,可见文化日进,旧字不足应付。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文化突飞猛进,政治、经济、科学三者日产新词,即如本馆,早已印行严译《天演论》等名著,故《辞源》虽已收进‘物竞天择’、‘进化’诸新词,但仍嫌太少。此书版权页上英译为《百科辞典》,甚盼能名实相符,将来逐年修改,成为真正的百科辞典。”

出乎他的意料之外,这封信居然引起了张元济的注意。当晚,有一位同事悄悄告诉他:“你那封信,总经理批交辞典部同事看后送请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核办。”

第二天上班后,高梦旦把沈德鸿叫到小会客室里谈话,对他说:“你的信很好。总经理同我商量过,你在英文部,用非其材,想请你同我们所里一位老先生──孙毓修,合作译书,不知意下如何?”德鸿蓦然想起,他在植材小学时学校奖给他的那本《无猫国》,不就是孙毓修编译的吗?这位孙老先生大概英文很好,要我同他合作译书,不知怎样做法,译什么书?他向高梦旦表示愿意后,高梦旦就带他去见孙毓修。经过交谈了解,他发现这位高级编译的英文水平并不高,编译的《欧洲游记》是按意译用骈体文写成的。他要德鸿合译的书是卡本脱的《人如何得衣》(出版时书名为《衣》)。

“老先生的文笔别具风格,我勉力续貂,能不能用,还请老先生裁定。”德鸿谦逊地说。

“试译一章看吧。”孙毓修自负地回答。他摹仿孙译的前三章,仅用三四天便译出了一章,孙毓修不以为然地说:“真快。毕竟年轻人精力充沛。”待看完德鸿的译稿,他笑道:“真亏你,骤然看时仿佛出于一人手笔。”德鸿说:“惭愧。还得请你斧削。”孙毓修只不过改动了几个字,便把译稿还给德鸿:“你再译几章,会更熟练些。”

“不跟原书校勘一下么?也许我有译错之处?”

孙毓修摇摇头:“本馆所出的译本,向来不对校原著,只要中文好,就付印。”

这使德鸿大吃一惊,怎么会这样呢?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编译中没有人肯做这项吃力不讨好的校勘工作。这本《衣》译完后,他又译了《食》、《住》两本,都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这是他最早的译著。

他们两人合作的还有《中国寓言初编》。出版时,版权页上印的是:编纂者桐乡沈德鸿,校订者无锡孙毓修。这本书在两年内就印了三版。

在德鸿看《衣》、《食》、《住》三书的校样时,主编《学生杂志》的朱元善找到他说,《学生杂志》上没有登过小说,现在打算登点科学小说,请他找点材料。德鸿答应后,在涵芬楼图书馆的英美旧杂志中,找到一些材料,译写出了一篇《三百年后孵化之卵》,交给朱元善,发表在《学生杂志》1917年第一期上。以后,他又与胞弟德济合译了《两月中之建筑谭》,还译编了《履人传》、《缝工传》,都是科学小说一类的通俗读物。

在这以后的两年里,受孙毓修的影响,朱元善的鼓励,沈德鸿编著了许多童话,有《大槐国》、《负骨报恩》、《狮骡访猪》、《狮受蚊欺》、《千匹绢》、《蛙公主》、《牧羊郎官》……等等,先后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与此同时,他创作的童话《寻快乐》、《书呆子》,也由商务印书馆分别于191811月和19193月出版了。

在两年里,沈德鸿从翻译科学小说和编著童话,开始了他的编著与文学的生涯。他还在《学生杂志》、《妇女杂志》上发表了一些论文。对于其中的《学生与社会》,他很看重,曾说:“这篇文章可以算得是我的第一篇论文。当时年轻胆大,借着这个题目对二千年来封建主义的治学思想,发了一通议论。”而在《一九一八年的学生》一文中,他认为“亚东局势必且大变”,因而大声呼吁学生“翻然觉悟,革心洗肠,投袂以起”,并对学生提出了三点希望:“革新思想”,“创造文明”,“奋斗主义”。他后来说:“从这篇文章,可以见到我当时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的端倪。”“当然,那时候我主张的新思想只是‘个性之解放’、‘人格之独立’等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东西,还不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那时‘十月革命’的炮声刚刚响过,马克思主义还没有传播到中国。”

沈德鸿从1919年起,就“开始注意俄国文学,搜求这方面的书。”他说“这也是读了《新青年》给我的启示”。那时,他已读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文章,对李大钊《庶民的胜利》十分佩服。鲁迅创作的第一篇反封建小说《狂人日记》,也使他激动不已。

“五四”运动爆发前夕,他在《学生杂志》上发表了《托尔斯泰与今后之俄罗斯》。这是他关心俄国文学后撰写的第一篇评论。他敏锐地指出:“俄人思想一跃出……二十世纪后半期之局面,决将受其影响,听其支配。今俄之Bolshevism(布尔什维主义),已弥漫于东欧,且将及于西欧,世界潮流,澎湃动荡,正不知其伊何底也。”在“五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他开始专注于文学,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在《学生杂志》和《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如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在家里》是他第一次用白话翻译的小说。在《近代戏剧家传》的长文里,他介绍了比昂逊、契诃夫等三十四个作家。

从这时候,他发表文章的署名已不是沈德鸿,而是“冰”、“雁冰”。年幼时,他祖父根据《诗经》中“鸿雁来宾”,为他取的字是“雁宾”。后来,他曾写作“宾”、“燕斌”,此时又据谐音写作“雁冰”。19191118日,《学灯》上刊出《沈雁冰致虞裳》(通讯),可以认为是他以字代名,正式使用“沈雁冰”这一名字的开始。

“五四”之后,《新青年》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表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时学沈雁冰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如饥似渴地吞咽外国传来的各种新东西”及“各种主义、思想和学说。”他写道:“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一个学派被介绍进来,但十分吸引人,因为那时已经知道,俄国革命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得胜利。”

他又写道:“也是在这种求真理欲的驱使下,我还译过两篇尼采的东西……,还写了一篇介绍尼采的文章《尼采的学说》,登在1920年初的《学生杂志》上。”

“五四”时期的沈雁冰,就是这样一个青年:热爱工作,爱好文学,追求真理,勤奋写作。

作者:李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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