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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茅盾的几次论争

发布时间:2013-05-16 12:53:50  发布人:管理员

陈芬尧

嵊州市崇仁镇中学  浙江嵊州  312473

 

摘要:新时期以来,随着意识形态的变迁和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对茅盾的评价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引起了一轮轮的论争。这些论争由胡风、秦德君等人的回忆录和“重写文学史”以及重排文学大师“座次”等具体事件引起,体现肯定茅盾及其作品与否定茅盾及其作品两种观点的激烈冲突。这些论争或正面或负面地影响着茅盾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茅盾  论争  文学思潮  回忆录

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政治思潮和文学观念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代文学研究也突破了已有的格局,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但同时学术界也出现了盲目求新以沽名钓誉的浮躁学风。在所谓“重读”、“重评”的旗帜下,常常出现对于大师和经典的轻率颠覆。此种风气,在茅盾研究中有着比较典型的体现。同时,对茅盾的贬低、歪曲还表现在一些出自个人恩怨的回忆录中。在一些人随意对茅盾进行贬抑的同时,也有学者予以有力的回应,从而形成一轮轮激烈的论争。

全面地清理这些论争,是我们了解茅盾研究史的一个重要角度。然而已有的茅盾研究史的文章或著作对此评述还不够全面。因此,笔者不揣谫陋,拟就其中较重要者作些述评。

胡风与茅盾有过很深的误会,甚至冲突。获得平反后的胡风写了《回忆参加左联前后》、《关于30年代前期和鲁迅有关的22条提问》等文章,一方面公开挑明茅盾与秦德君在日本同居的问题,另一方面“在艺术上狠贬了茅盾一通”。他说,茅盾的《幻灭》等作品,虽有具体描写,但“那形象是冷淡的,或者加点刺激性才色情,也没有普通人民的真情实感的生活”。他又说,1930年收到茅盾寄来的小说《虹》,自己很不喜欢,甚至感到可厌:“接到书后,读了几页,那风格和作者的感情就使我读不下去”;过了一两天,“硬读了几十页,还是无法读下去”;在与茅盾的通信中,“也就只好避免谈到他的小说了”。就笔者所见,胡风在30年代并未写过否定《子夜》(或前引对《蚀》、《虹》似的否定)的文章,肯定性的言论却是有的。在何丹仁(冯雪峰)《〈子夜〉与革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一文的“附记”中,胡风说,《子夜》出版以来引起的各种非常不同的评价“是由批评者的不同的立场来的”,正确的评价“只有由革命普洛文学的运动进程上去观察才能够做到”,在许多批评《子夜》的文章里“韩侍桁先生的在原则上包含了最大的歪曲”,“撕破他的假面是绝对必要的”等。另外,因为鲁迅的转托,胡风曾为史沫特莱提供过有关《子夜》的综合型评论资料,内容包括:“一、其地位,二、其作风(Style)形式(form)与别的作家之区别,三、影响——对于青年作家之影响,布尔乔亚作家对于他的态度。”对于其作品令人难以卒读,人品也很成问题(下文将论到)的茅盾,当时的胡风肯定没有提供过“那形象是冷淡的”,或是盟员间茅盾“是没有一致的威信的”,一旦其名字“已经常常被人和鲁迅并提”,“左联的元老地位已经确立”,就坚决辞去可以加强“左”翼地位的书记不干了一类的材料。显然,从当时胡风评论《子夜》的言论和为史沫特莱提供资料的史实中,丝毫看不出他对《子夜》“那风格和作者的感情”感到可厌之意。那么,胡风晚年对茅盾的会议与评论,应当说是与后来两人所经历的恩恩怨怨有关。

与此同时,胡风还就《译文》停刊、《文学》纠纷、关于“两个口号”论争与鲁迅逝世等问题进行了回忆,其中也多有涉及茅盾的。在胡风的笔下让人敢到茅盾在人品上很成问题。对于这些问题,欧家斤先生就两人关系、思想分歧、胡风态度等作了评析,批驳了胡风对茅盾的指责。由于胡风的文章就《译文》停刊涉及茅盾与黄源的关系,说茅盾也是迫害黄源的,“郑泽铎起意排除黄源,是从私益出发的”,茅盾“和郑泽铎一气”;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胡风又说,鲁迅逝世前一两年间,茅盾“那种站在宗派主义立场上的言行,以致产生了他对鲁迅的对立感情”,并引出陈荒煤的讲话为自己佐证。因此,欧家斤先生全文引录了黄源《我是怎么走向文学道路的》(《收获》1995年第6期)和陈荒煤《我和茅公的两次会晤》(《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两文的内容,为读者提供了当事人和第三方的证言,使胡风的职责落了空,有很强的可言性和说服力。至于茅盾未能参加鲁迅的丧事,在胡风的表述中,茅盾甚至连“国名党的孔祥熙和上海市长都之流” 不如。欧文指出,这实在是茅盾回故乡痔疮发作;丧事又办的急促(鲁迅于22日安葬,茅盾才在21日下午从报上获悉),茅盾即使搭第二天的早班船也无论如何赶不上鲁迅的丧事(胡风所说的“三四个小时火车路”则是现在的交通条件,与当时情况有悖)。李继凯先生则根据自己家人犯肠胃病的经历和胡风本人也曾痔疮严重而不能参加活动的事实,对茅盾因病而影响大事有了“感同身受的理解”。

建国后出现的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无疑是一桩社会悲剧。然而胡风在后来的回忆或给友人的信函中,对茅盾进行的贬低和指责,也是不够客观的。这既与胡风与茅盾的个人恩怨有关,也与两人文学观、审美观的不同有关。

如果说胡风的回忆中多少还含有一些学理成分,那么秦德君在她发表的多篇文章中对茅盾的不实回忆,则完全是挟嫌报复。根据秦氏提供的片面材料为文的,有沈卫威等先生;对秦文及沈文反驳最力的,则推丁尔纲先生。此外还有陈福康等先生。秦德君对茅盾的贬损、诬陷以及由此引发的论争,涉及多个方面,则其要者有五:

第一,茅盾携公款叛逃说。1927723日,茅盾接到党的指示,当晚离开武汉,次日抵九江;与联系人接头后,要求他携一张两千元的支票赴南昌,其间因故在庐山牯岭逗留一个月左右,赴南昌未能成行,后去了上海。对这段历史,秦德君在与沈卫威的《对话录》中却说:“茅盾在庐山时,组织上交给他两千元钱的支票作为南昌起义的经费,茅盾携款潜回上海。”在《樱蜃》里说,茅盾因而被开除党籍。关于这个问题,丁尔纲先生摆出了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一书中的说法,然后“验之以史实”。丁先生指出,说茅盾如此携款潜逃,与情与理都难说通。有关的当事人,如董必武等人,都从未提及茅盾携公款潜逃之事。不仅如此,丁先生还引述学界公布的新材料说,当年党组织认定沈雁冰是“脱离党的生活”而非叛逃,可“斟酌情况”“允其恢复党籍”;而叛徒则要永远被开除出党且不得重新入党,更谈不上“恢复党籍”。最后,丁尔纲先生根据《中共中央决定恢复沈雁冰党籍》指出,此处的“一生的表现”当然包括秦德君提出“指控”的这一段历史。至此,是茅盾携款潜逃,还是秦德君无端诬陷,已昭然若揭,无须置言。

第二,做蒋介石的秘书为茅盾平生志愿说。茅盾自1921年年底起,他一直为党的事业而工作;即便在1928年之后,虽同党“失去了组织上的关系”,但“仍然一直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的变化工作”。然而,秦德君在《樱蜃》中说:“茅盾崇拜浙江帮政权,赞美得口沫四溅地表示平生志愿,就是能够做到蒋介石的秘书,就心满意足了。”丁尔纲先生反问道,茅盾果真由此宿愿,为何什么1926年出席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没有“找邵力子推荐”去讨好蒋介石,实现其“平生志愿”,却要留在中宣部担任秘书,并在返回上海后与蒋介石对着干?为什么在武汉担任《汉口民国日报》总主笔前后,又要发表《袁世凯与蒋介石》、《蒋逆败象毕露了》等一批堪与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媲美的讨蒋檄文,旗帜鲜明地声讨蒋介石及浙江帮政权的滔天罪行,号召“大家努把力尽快把老蒋送进坟墓”?惟其如此,蒋介石才于19276月发布《国民政府秘字第一号令》,开列名单通令全国缉拿“共产党首要”以“从严拿办”;沈雁冰名列第57位,位居瞿秋白、张太雷、苏兆征、周恩来、彭湃等之前,欲置矛盾死地而后快。这儿,哪里看得出茅盾“崇拜浙江帮政权”,想当蒋介石秘书的“志愿”?

第三,“北欧命运女神”系秦德君说。名单先生在著名论文《从牯岭到东京》中说:“我看见北欧命运女神中间的一个很庄严地在我面前,督促我引导我向前!她的永远奋斗的精神将我吸引着向前。”文末再次强调,“《追求》中间的悲观苦闷是被海风吹得干干净净了,现在是北欧勇敢的命运女神做我精神上的前导”。此中“北欧命运女神”何所指?秦德君在《樱蜃》等文章中说,在她的“鼓励”与“倾全力扶持”下,茅盾的心情“开朗起来”,“很快活的”写好《从牯岭到东京》;并说,写完此文后,茅盾解释说,“北欧命运女神中的北欧,就是象征苏联”。而在同一篇文章中,秦氏又说,茅盾拿着刚写完的《从牯岭到东京》去找她,“管叫我做他的救星,是挽救他的北欧命运女神”;茅盾憋了一股劲一字一字地说:“阿,阿姐,北欧命运女神中间最庄严的那一个,指的就是你啊!”此说是否可信,姑且不论。丁尔纲先生给秦德君算了这么“一笔账”:秦氏与茅盾于19287月同船赴日,716日写毕《从牯岭到东京》,充其量只有十天左右时间;除去旅途、安顿食宿,写作《自杀》、《从牯岭到东京》等文章,她到底有多少时间去打消茅盾“当蒋介石秘书”的“平生志愿”,并使其振作起来?一年多来,地下党及鲁迅等亲友的帮助,茅盾自己经年来的努力,其幻灭悲观情绪也丝毫未有消除,现在秦氏仅用几天时间做到了,她有这样的条件(足够的时间和能力)吗?其实,在写作《从牯岭到东京》前后,茅盾“听说党的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上,“批判和纠正了秋白的盲目主义路线”,端正了指导思想,确定了新路线,因而使其摆脱了幻灭情绪,重新振作起来,继续奋斗。所以,《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北欧的命运女神”,实为茅盾说的“寓意盖在苏联也”;秦德君想象中的所谓“奥伏赫变”只是其编制的又一“神话”而已。

第四,没有秦德君就不会有《虹》说。《虹》是怎样创作出来的呢?秦德君在《樱蜃》中说,为着“鼓励茅盾的勇气,安慰他苦闷的心灵”,就“搜索枯肠”把胡兰畦的事情提供给茅盾;《虹》是她“拼着性命和茅盾计划共同写成”的,《虹》的书名及将《幻灭》等三部作品合成为三部曲并题名为《蚀》,也是她提出或她的主意。沈卫威先生也认为《虹》是她和茅盾亡命日本“相依为命生活的纪念和艺术结晶”。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在流亡日本期间,秦德君“对茅盾的创作和生活上的帮助生活是非同一般的”,并说,没有秦德君,“就不会有《虹》这部小说,就没有梅女士”——甚至,日本读者和学者对茅盾感兴趣,专门组织一个“茅盾研究会”,其功也在秦德君。这些说法是耶?匪耶?据秦德君回忆录,她当时不过是中专程度,也无创作经历;而茅盾是“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大革命失败后,即创作出轰动当时文坛的《幻灭》等作品,早已是国内外驰名的大文学家了。因此,秦德君始终未臻与茅盾“共同写成”《虹》并对之“边抄边改”的水平;说秦提供胡兰畦的有关素材则是可信的。但即便这样,秦德君向茅盾讲述胡兰畦,“对茅盾说来实际上是第三次‘文学受孕了’”。此前,胡兰畦早已与孔德祉相识,孔教女校、搞妇运所得才是茅盾塑造时代女性素材的重要来源之一;武汉时期,胡还是茅盾的学生。至于小说中写到的川江风光,陈启修就曾为茅盾讲述过,且“绘声绘影,使我如深入其境,久久不忘”;茅盾是综合陈、秦二人所述,加以艺术想象而成。当然,没有秦德君的详细介绍,梅女士的形象及《虹》的总体成就会受到一些影响。然而,沈卫威等先生将秦的作用无限夸大,着实令人匪夷所思。至于说因为秦的作用,才使日本读者和学者对茅盾感兴趣,并专门组织“茅盾研究会”开展研究,云云,更是缺乏事实根据。对于秦的作用,丁尔纲先生的结论是:提供部分素材(如梅女士的原型、介绍川江风光等),抄写部分稿件;抚慰感情和料理家务,使茅盾有个良好的心情进行创作。此为确论,也能服人。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叶子铭、万树玉等先生。

第五,茅盾的回忆录是自我粉饰雕凿、失去人格真诚说。茅盾的长篇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发表后,引起了广泛的好评。但自从秦德君的回忆录发表后,茅盾回忆录的真实性就遇到了挑战。沈卫威等学者仅凭秦氏死无对证的一面之词,因茅盾只字不提他们在日本同居的事而指责他“隐瞒了历史事实”。他说,茅盾的回忆录“注入了过多的利己成份”,是一座“自我粉饰雕凿的‘纪念碑’”;“他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但他“失去了人格的真诚”。有的学者也因此怀疑在《我走过的道路》序言中“所记事物,务求真实”的说法,还有一些论文总要带上茅盾的回忆录“有意无意地遗漏”一个重要事实之类的尾巴。因此,弄明白茅盾为什么在回忆录里没有写到秦德君,不无意义。因30年代茅盾坚持分手,50年代秦欲复合又遭拒绝,秦德君因爱不成反

生恨。因此,她挟嫌报复,相继在“文革”期间及茅盾逝世后进行政治诬陷与蓄意攻讦。因此,当茅盾的回忆录写到赴日本那一段经历时,韦韬曾问父亲怎么写。茅盾说:“不提!只当没这个人!”可见,茅盾回忆录不写秦德君,是事出有因的。再说,回忆录可有多种写法。茅盾的回忆录,旨在借亲身经历以写历史,凡与些无关或关系不大的私生活写得简略,甚或付之阙如,也是可以的。一个公正的学者不能只眼盯着茅盾回忆录“遗漏”秦德君这一“果”,而闭品不提秦对茅盾诬蔑、报复这一“因”。

20世纪80年代末,由《上海文论》率先开辟专栏,掀起“重写文学史”的热潮;尔后,北京的一些刊物与之呼应。这样,由南而北,茅盾、丁玲等作家的一些名著在“重读”、“重写”的旗帜下遭到前所未有的贬抑和否定。对茅盾及其扛鼎之作《子夜》的否定尤力,《上海文论》竟破例在同时发表两篇长文提出否定意见。

在这股热潮中,对茅盾及其《子夜》等作品的贬低人,出现了一批文章,如蓝棣之先生的《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徐循华先生的《对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一个形式考察——关于<子夜>模式》,以及稍早问世的王晓明先生的《一个引人深思的矛盾——论茅盾的小说创作》、汪晖先生的《关于<子夜>的几个问题》、徐循华先生的《诱惑与困境——重读<子夜>》等。他们认为,存在着“彼此对立”的两个茅盾,即政治家的茅盾和文学家的茅盾;前者“没有建立起皈依文学的诚心”,“担心”他无意中“轻漫了文学”而“遭到艺术女神的拒绝”。茅盾创立的以《子夜》等为代表的社会剖析小说“构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茅盾传统’的东西”,是对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传统的“一次重要背逆”。《子夜》是“一部失败的艺术品”,“主题先行化”、“人物观念化”、“情节斗争化”是其模式特点;不仅如此,《子夜》不够“文学水准”,只是“一份高级形式的社会文件”而已,干脆将它从文学领域中剔除出去,取消其文学资格。够彻底吧?文学史竟是这样被“重写”的!

上述“重写”文章发表不久,立即引起了茅盾研究界的关注;曾文渊先生就是其中迅速作出反应的一位。曾先生指出,“重写”论者如此这段地贬损《子夜》,是在“文学观念更新”的旗号下,用“西方资产阶级的非社会、非政治、非理性观点特别是现代派的观点”来评价《子夜》,却说这是“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重新整合”。这样,他们一方面极力鼓吹批评理论的“多元化”,另一方面则只取现代派这“一元”;一方面标榜不搞“新的独断”,另一方面又反其道而行之。最后,曾先生强调说,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实事求是”的“重写”,不跟在洋人后面“亦步亦趋”,才“有利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学”。而用力最勤、分析最透辟的,还是丁尔纲先生。在《论东西方文化碰撞中对茅盾的历史评价》的长文中,他条分缕析,就“重写”的“理论根据”、所谓“茅盾传统”与“《子夜》范式”以及“主题先行”等问题逐一作了深入细致的辨析;文章以正面立论为主,兼及错误观点与曲解茅盾及其作品的说法的批评和讨论。丁先生认为,“在不同观念支配下,可以写出不同的文学史”,而“错误与浮浅的文学观念”,“完全可能把文学史写得更糟”。此外的文章,尚有庄钟庆先生的《也谈“重写文学史”:从所谓<子夜>“主题先行”说起》、曾冬水先生的《<子夜>模式辨》等。另外,贬低茅盾及其作品和与之回应的 文章此后时有出现,以邵伯周先生发表在茅公百年诞辰的《茅盾几部重要作品的评价问题》一文影响最大。

1994年,王一川等先生以所谓“打破以往偏见,改以审美标准”为依据,选编了一套文学大师文库,并给作家“重排座次”;久负成名的茅盾则连忝列末座的资格也被剥夺了。此事立即引起了江苏文学界的较大反响。叶子铭教授通过欧美、日本及我国台湾对中国现代作家的排名及对茅盾的重视,认为文库不提茅盾名字是“荒唐”的,并批评当前不少“年轻学者缺乏严谨治学精神,又急于出名,便以标新立异引人注目”;陈辽先生则说,“茅盾的作品不光有意义、社会意义,也有审美价值”,“去掉茅盾是很不恰当的”。对排文学大师“座次”者动机的批评,还有著名文艺评论家钱谷融先生。他说,现在来排座次“总有别的动机”;古往今来最权威的批评家只有两位,即“时间和人民”。对于不列茅盾,钱先生说,“你有这样排的自由,别人也有议论的自由”。

如果说,文库编选者真能持“文本本身的审美价值”,且始终如一地评判文学大师,也不失为“多元”中的“一元”。然而很可惜,不惟文库的两位主编“虽处‘一川’,却未必‘同道’”,穆旦“舶来”的“诗学主题”可以“先行”,且列为第一人,茅盾的小说据说“主题先行”却遭除“名”;即便王一川先生摆出衡文的“美的圈”,看似“很高雅,很圣洁”,但一用起来就立刻“破绽百出”。由于“美的圈”不足以“毫无滞碍地论定他着意贬抑或竭力抬举的作家”,便“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因人而异。对于鲁迅、巴金,“美的圈”不够用,便兼论其文化批判精神和“浓烈而直露的人道主义之爱与憎”;对张爱玲,则回避她曾写过反共而又“无艺术性可言的概念化的小说”(夏志清语);为抬举金庸,便可原谅他现代武侠小说中大量的“雷同、复制或拖沓”;而于茅盾,却持论独苛,“祭起极严极纯的‘美的圈’”。一则曰,茅盾高位的获得依赖于“现实主义”、“史诗式”作品高于其他的学术偏见;再则曰,其小说“总的说欠小说味,往往概念痕迹过重,有时甚至‘主题先行’”。王一川先生不问茅盾“现实主义”、“史诗式”作品写得如何,却指责他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及其作品的“史诗”品格,以为这也是茅盾的罪。文学评论原来也可以这么来写?难怪有学者要感喟“伟大也要有人懂”了!事实上,《子夜》绝非那种“主题先行”、“概念痕迹过重”的“欠小说味”的小说文本。长期以来《子夜》被看成是“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瞿秋白语),即便在遭受贬抑和非议之后,仍跻身于中国香港及内地一些权威刊物和出版社组织的20世纪百旨中文小说,且位居前列;日本学者筱田一士更将《子夜》与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等作品并列,视为20世纪世界文学杰出的十大巨著之一,都是极好的明证。

此外,有茅盾的分歧或争论尚有:《论无产阶级艺术》是茅盾的著述还是译作,最早全面评价与肯定鲁迅的人是郭沫若还是茅盾等人,如何看待吴组缃先生对茅盾作品的类似于“主题先行”的批评等。丁尔纲、欧家斤、邱文治等先生已有专文辨析,此处就不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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