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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韦韬讲述:父亲茅盾的沉默岁月

发布时间:2013-04-24 12:31:31  发布人:管理员
 
 

在北京东城区交道口后圆恩寺胡同里,有一座不起眼的院子。院子不大,灰白的矮墙中嵌着一扇油漆斑驳的朱红门,两棵高大的白杨树守在大门左右,给小院增添了几分幽静与肃穆。1974年,经过简单的修缮,茅盾便一直住在那里,直到1981年去世。

茅盾自19168月跨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大门,在中国文坛驰骋65年。他不仅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也从一个侧面见证了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然而,他晚年撰写的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却把截止时间定在1949年,也就是说,他仅仅回忆了前33年的文学历程。

茅盾唯一的儿子韦韬,被他称为大半生活中始终在我身边的唯一的人。茅盾去世后,面对社会上许多人对茅盾回忆录只写到1949年的遗憾,他觉得自己有责任,将所知道的爸爸的真实情况奉献给读者。同时,也让大家了解,爸爸在文革中的真实生活和心态。

山雨欲来

19492月,爸爸来到了和平解放的北平。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总理动员爸爸出任文化部长,爸爸不想做官,就婉言推辞。后来,毛主席又亲自找爸爸谈话,并答应为他找一个得力的助手,爸爸这才答应,而这一干就是15年。

我是1923年出生的,原本还有一个大我两岁的姐姐,但她1945年死于一次医疗事故。解放前,我一直在新闻战线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我先是在南京军事学院工作,1958年调到了位于北京近郊的高等军事学院,妻子陈小曼也复员进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们一直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文革前夕,国内的政治形势已经很紧张。元旦时,我们带着两个孩子到爸爸妈妈家过节。妈妈把我叫到一边,悄悄地说:你知道吗,不让你爸爸当文化部长了!

这事本在意料之中。1964年春夏之交,我们就听说毛主席对文艺工作有两个批示,指责文联各协会不执行党的政策,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和外国死人部。那时,我们已经预感到一场政治风暴正向文艺界袭来,爸爸作为在位15年之久的文化部长罪责难逃

不久,爸爸被免去文化部长职务,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爸爸从文化部离任后,报刊上就开始了对中间人物论的批判,对象是作协常务书记邵荃麟。中间人物论是邵荃麟19628月在大连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发表的观点,就是说,在强调写英雄人物的同时,也要重视对中间人物的描写,因为矛盾往往会集中在这种人的身上。爸爸参加了那次会议,还发了言,邵荃麟的观点其实就是爸爸的观点。

当报纸开始批判邵荃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醉翁之意不在酒,譬如有人问:中间人物论究竟是谁最早提出来的?谁是发明者?言外之意,邵荃麟还有后台没有揪出来。

不久,我们又听说电影《林家铺子》被作为毒草批判,这部电影是夏衍根据爸爸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报刊上的批判文章开始涌现,《文艺报》还出版了批判专号。虽然批判的对象是夏衍,但明眼人一看就明白,这是冲着爸爸来的。

我们周末去看望爸爸,见到他仍像往日那样,平静地躺在床上看书,看不出有什么情绪上的变化,也不谈外面批判电影《林家铺子》的事,好像这些事从未发生过。我们心里纳闷,只好悄悄地问妈妈。妈妈显得忧心忡忡,小声说:我觉得大祸要临头了,可是你爸爸不让我乱说,他说他还要观察。

爸爸的确很沉得住气,一切照旧——宴会、看戏等外事应酬照样参加,每周一次的政协国际问题座谈会也照去不误。在家时,爸爸把每天早晨半小时的打扫卫生列为自己的必修课,后来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每逢女工休息日或妈妈身体不适,早起为上小学的孙女煮牛奶,晚上则负责封好蜂窝煤炉。对此,爸爸说:人要经常活动筋骨,老坐着躺着容易僵化。我年轻时就吃了不爱运动的亏,现在老了想改难了,只能做做清洁工作了。他像一块礁石坚强地面对一切,知道自己应该相信什么、坚持什么。

何当击凡鸟

在那些沉默的日子里,从表面看,爸爸对报刊上批判文章的关注,远不及他对孙女小钢的关心。文革中,爸爸似乎把注意力都转移到了孙儿和孙女身上。小钢从4岁起就经常被爷爷奶奶接去暂住。她所在的景山学校是实验学校,从小学一二年级起就试点教古文。爸爸发现,小钢的课本中有些内容不适于儿童理解,就另选了一些教她。而且认真地备课,把课文用毛笔工整地抄下来,装订成册。爸爸究竟给小钢讲了几次课,已不可考,但留下来的课本和那详细的注释,却使人感到一种豁达与洒脱,正如毛主席在《水调歌头》中写的那样: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爸爸曾给小钢讲过杜甫的《画鹰》。其中有一句何当击凡鸟,毛血洒平芜,爸爸是这样注解的:

凡鸟,小鸟。毛血,鹰击凡鸟后,凡鸟的毛血。平芜,平旷的野地。这首诗题为《画鹰》,其实另有寓意。鹰,指的是那些有胆量、敢做敢为的人;凡鸟则指一些坏人。诗的大概意思是:敢做敢为的人,跟鹰一样,时候到了,就会飞到空中,搏击那些凡鸟似的坏人。

杜甫写《画鹰》有寓意,爸爸在那个时候选《画鹰》来教孙女,也有他的寓意。何当击凡鸟,在爸爸心中,就有那么一只迎风而立、展翅欲飞的雄鹰。这也让我们明白了,在爸爸的心中,忧患和欢乐是与国家的命运和前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长路漫漫

妈妈的身体一向不错,但在20世纪50年代时患了高血压,后来又诱发了糖尿病。文革开始后的种种遭遇,像一块巨石压在她心头。1969年爸爸莫名其妙地靠边站,她的神经再也支持不住,身体突然垮了。

1970129日凌晨,妈妈因肾炎被误诊,未得到有效治疗,不幸逝世,这是爸爸在文革中遭受的最沉重打击。因为过度悲痛,爸爸高烧40摄氏度,口吐呓语,时时惊厥,身体异常虚弱。虽然最终转危为安,但这却是爸爸病史中最危险的一次。

妈妈的离去让家里骤然了无生气。爸爸的睡眠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安眠药越服越多,不仅加大了剂量,而且增加了品种,最多时一夜需服药三四次,吃七八粒不同作用的安眠药。有时,爸爸甚至整个上午都昏昏然,走路蹒跚,那是后半夜加服了安眠药,药性还没过去。爸爸还有气喘病,每次爬楼都要歇一两次,再加上头晕腿软,有一次险些从楼上摔下来。

到了晚年,爸爸身体不好,不能多走动,写作一般就在床边的桌前。因为肺气肿引起的气喘日益加剧,他每次写作不能超过两个小时。我们曾劝他到外地疗养,可爸爸总说:不行,写回忆录不能停,这一大堆的资料要随时查阅,总不能都带走吧,等我写好了再去。

那些日子,爸爸仍然坚持看书、看报。原本他是靠两大本内部《参考资料》了解国际大事。靠边站之后,《参考资料》停送了,这让爸爸大为苦恼。后来,我把自己订的一份《参考消息》转给了爸爸,才得到一些弥补。

19761014日,党中央公布了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从21日到23日,北京民众连续3天举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游行。爸爸10月初感染风寒,打针、吃药不断。我们劝他在家中看电视转播,不要参加庆祝了,但爸爸执意要去。目睹了天安门广场万众欢腾的场面,他很高兴,当即写下了一首旧体诗《粉碎反党集团四人帮》,表达对党中央和华国锋主席的钦佩。

最后的日子

19809月,爸爸病重住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的他,牵挂的依然是祖国的文化事业。当时,有一个设立鲁迅文学奖金的议案送到爸爸那里征求意见,爸爸得到启发。他对我说:解放后生活安定,你妈妈向来节俭,我也不会花钱,稿费一直存在银行里,现在有多少了?”“有二三十万吧。”“这笔钱我想用来设立一个文学奖。一个单项文学奖的基金,25万元够不够?我赞成道:这是一件大好事。25万元是很可观的数目,肯定能够起到繁荣创作的作用。单项奖有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你是写小说的,就设立小说奖吧。爸爸说:不,这样范围仍太广,这笔钱一分散就不能起到奖励的作用。这几年,短篇小说有了长足的进展,长篇小说还不够繁荣,我自己是写长篇小说为主的,就捐款设立个长篇小说奖吧。

爸爸靠在床上,艰难地写了起来。但是,他的手已不听指挥,写的字歪歪扭扭,无法辨认。于是,他口述,我记录,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

耀邦同志暨中共中央:

亲爱的同志们,我自知病将不起,在这最后的时刻,我的心向着你们。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我追求和奋斗了一生,我请求中央在我死后,以党员的标准严格审查我一生的所作所为,功过是非。如蒙追认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这将是我一生最大的荣耀。

接着,爸爸又口述了第二封信:

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

亲爱的同志们,为了繁荣长篇小说的创作,我将我的稿费25万元捐献给作协,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以奖励每年最优秀的长篇小说。我自知病将不起,我衷心地祝愿我国社会主义文学事业繁荣昌盛。致最崇高的敬礼!

爸爸举起颤巍巍的手,在给党中央的信上签了沈雁冰三个字,给作家协会的信上签了茅盾二字。他叮嘱道:信你先收好,等到将来再送。我明白,爸爸不愿在生前把信送出去,还是为了坚持他那个原则——不愿接受过多的荣誉。爸爸还补充说:我这是防备万一,也许我还有可能亲自重新写过。

可谁曾想,这竟是爸爸最终的遗愿,他再也没有机会亲自写过。1981327日,爸爸陷入昏迷,呼吸困难,经抢救无效去世。

爸爸逝世后,我把他给党中央的遗书交给了赶来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同志。第二天,又把爸爸给中国作协书记处的遗书及捐献的25万元存折,交给了作家协会秘书长。

爸爸就这样离开我们走了,走得那么突然,那么仓促。他留下了两封珍贵的遗书,留下了他的作品,也留下了几多遗憾。1981331日,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爸爸中国共产党党籍。这或许是对这位老人65年文学生涯的最好肯定。我知道自己水平有限,这支秃笔未必能将爸爸的高尚情操和人格完整地表达出来,但我尽力使它接近历史的真实。这就是我所了解的父亲,一位在风雨中沉默而顽强的老人。(文章原载《环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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